参加中共“三大”（徐梅坤）

（作者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）

一九二一年十、二月间，我在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上海的第一个工人党员。

一九二二年七月党的"二大"以后，中央决定将上海地方委员会改为江浙地区委员会。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委员会，除江浙区外，还有北方区、两湖区和广东区。根据党的决定，我担任了第一任江浙区委书记。江浙区委除直接管辖上海工作外，还负责江苏（长江以南地区）、江浙两省的工作。中共"三大"以前，江浙区党员已发展到四十多人，大都集中在上海。一九二三年六月，我作为江浙区委的代表，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。现将我记忆中的"三大"情况，作一简要回顾。

赴广州参加"三大"

大约在"三大"前半个月左右，中央有人口头通知我去广州参加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。因为我是区委书记，所以被指定为当然代表。当时规定江浙区委可派两名正式代表参加，我便指定负责区委工运的王振一为出席"三大"的另一名代表。王振一是山西人，北京大学学生，早年在山西开展革命活动，一九二三年初，中央从北方派他来上海参加江浙区委的工作，成为我的得力助手。出席"三大"的代表，没有规定具体条件，但代表名单要上报中央，经过批准才能与会。开会之前，中央通知我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中央提出，并要求我们汇报工作。

我和王振一去广州开会是从上海坐船走的。和我们同船前往的还有李大钊、陈潭秋、于树德、金佛庄四人。于树德和金佛庄是江浙区委下辖杭州支部的成员，他俩都作为列席代表参加，记得于树德当时生活很困难，没有钱买船票，急得没办法，我给他出主意，他就把邻居一位朋友妻子的金手镯借来卖掉，买了船票。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，途中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，记得在香港停船时，我和李大钊还上岸去喝了一点酒。船到广州，在太古码头上岸。这时，天气已经很热，街上卖荔枝的很多，价钱很便宜。到广州后，广东党组织派人在长堤码头接我们。因为我们相互认识，所以也不用介绍信。我们都没有带行李，随身只有一个小包。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"三大"会址。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，我们休息了两天才正式开会。

"三大"会址和代表

"三大"会址是在恤孤院路的西侧（原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，现恤孤院路三号），从庙前街到恤孤院路的地势是由高至低的斜坡路，到开会的地点，马路转为平路。会址的四周比较空旷，北边有"逵园"，是华侨女青年读书的地方，南边走一段路就是"春园"，西边有一片荒草地和一个鱼塘，东边是"简园"。

会址是临时租用的，一幢两间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楼房。楼下南边一间是会议室，北边一间是饭厅。楼上两间是宿舍，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。屋内灰白色的墙壁，由于失修显得很脏很旧，看上去这房子很长时间没住人了。会议室当中摆放着一张西餐式的长方台子，西面是一列长条凳，前后两端都是小方凳。

我记得出席"三大"的代表有二十多人，他们是，北方区：李大钊、邓培，两湖区：毛泽东（湖南）、陈潭秋（湖北）；江浙区：徐梅坤、王振一，广东区：谭平山、冯菊坡、阮啸仙、刘尔崧，中央：陈独秀、张国焘、张太雷：京汉铁路：王俊、孙云鹏，津浦铁路：沈茂坤；杭州支部：于树德、金佛庄，法国回国的：蔡和森、向警予，苏联回国的：瞿秋白，刘仁静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"四大"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会议。广东的罗绮园担任会议记录，但他不是代表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。

会议期间，马林、毛泽东、张太雷、瞿秋白、蔡和森、向警予等住在"春园"，沈茂坤、于树德、王振一、徐梅坤、金佛庄、王俊、孙云鹏、陈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，广东代表都住在家里。

会议'情况

"三大"前夕，党中央机关已由上海迁到广 州。为了召开"三大"，陈独秀、毛泽东、蔡和森、向警予、瞿秋白、张太雷以及马林等提前来广州进行筹备工作。具体事务性工作由广东区谭平山、阮啸仙、刘尔崧、罗绮园等负责。

"三大"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召开，没有举行开幕仪式。第一天上午，首先由陈独秀代表中央作工作报告。他着重谈了"二大"以来的革命形势和党的发展情况。下午，马林报告国际形势与国际工运问题。他英语讲得很好，张太雷作翻译。

第二天，讨论陈独秀的报告。

第三天，各地代表汇报工作。瞿秋白简短地介绍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。张国焘报告铁路工会的情况。陈潭秋作了京汉铁路"二七惨案"报告，其中谈到烈士施洋，讲了他的家庭情况，孩子小、生活苦等等。孙云鹏讲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捕工人的救济工作。他带来的《京汉工人流血记》在会上发给每人一册。这个小册子刚刚出版不久。

第四天是大会发言。我在会上谈了农民运动情况。毛泽东发言主张党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城市工人运动上，同时也应特别注意农民运动。他以一九二二年长沙第一纱厂和一九二三年京汉路罢工为例，说明工人是有觉悟的。他还说到历史上农民斗争的力量是很大的

"三大"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。关于国共合作问题，开会以前就在党内有过酝酿，共产国际也作过指示。根据国际的指示，才召开"三大"专门进行讨论。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，一个多星期的会议，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。会上，陈独秀发言认为，我们的党员不多，力量不强，工人没有文化，觉悟不高，不懂革命，也没有革命理论，甚至污蔑工人有流氓习气。所以他主张要在国民党里去发展共产党，可以暂时不要共产党的独立工作，整个党参加到国民党那里去，中国革命应该由国民党来领导。

张国焘发言反对国共合作，尤其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。支持他的有王振一等。他们只要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联合，认为这样就可以完成中国革命。

张国焘发言后，我接着发言骂了张国焘，而且骂得很凶，气得我站起来拍桌子，骂他不象共产党员。他不但反对国共合作，还搞小宗派活动，所以我主张开除张国焘。会上，马林支持我的观点。张国焘见势不妙，参加几次会后，就偷偷溜走了。他走后蔡和森成了反对加入国民党的主要发言人。可是，向警予却反对蔡和森的观点。

李大钊汇报了北京工作情况，但他在会上讲话不多。张太雷在会上发言慷慨激昂，主张国共合作。

毛泽东在开会期间很活跃，多次发言，提出主张国共合作的许多理由。他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到"简园"去。湖南军阀谭延阁当时就住在"简园"。我问他经常到那去干什么，他告诉我，主要是跟谭延闾谈国共合作问题，谭有兵权，耐心做谭的工作，想把他争取过来。李大钊、张太雷和我也都去"简园"见过谭延闾。

会议的最后一天，是通过各项决议案、党章和宣言。制定党纲、党章是"三大"的另一项重要议题。毛泽东、蔡和森、张太雷、陈独秀、瞿秋白以及马林参加了党章起草工作，是开会前写好的。其他决议案是开会时才提出来的，边讨论边起草决议案。关于共产国际"四大"决议案及"三大"宣言，由马林起草；农民问题决议案由毛泽东、谭平山起草，妇女问题决议案由向警予起草，关于国共合作决议案由毛泽东起草，青年运动决议案由张太雷、刘仁静起草，劳动运动决议案是集体起草的。

在举手表决国共合作问题决议案时，蔡和森和王振一没有举手，他们是少数，张国焘没有参加表决。

马林的理论水平较高，"三大"通过的宣言及各项决议，他的贡献不小。他自己带来一部英文打字机，他把会议讨论的意见集中整理好，打成英文，再由张太雷、瞿秋白翻译成中文发下来讨论。

通过决议后，全体代表到黄花岗烈士墓举行悼念活动，马林也参加了。由瞿秋白领着代表们唱会议期间刚学会的《国际歌》,之后宣布会议胜利闭幕。

"三大"中央

"三大"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。选举前，曾提出几个类似候选人的名单，征求意见，然后举手表决。我记得当选"三大"中央委员的有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、谭平山、蔡和、向警予、张太雷、瞿秋白等；候补中央委员有邓培、徐梅坤等。

"三大"还选出五人组成的中央局，有陈独秀、毛泽东、蔡和森，其他记不清了。陈独秀任书记，毛泽东负责组织，瞿秋白负责宣传（后来由蔡和森接替）。

开完"三大"，代表们陆续离开广州，也有些代表停留了几天。这期间，陈独秀、李大钊、毛泽东等曾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，他们为促成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合作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。

我们回到上海以后，立即向江浙区的党员传达了"三大"的情况和决议。为了党的工作需要，我们先后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。虽然规定全体共产党员加入，但实际上有的参加，有的不参加；有的公开，有的秘密。大部分是参加了，当时叫"跨党"分子。

"三大"后，大约七、八月间，毛泽东、蔡和森、向警予来到上海。这时党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。蔡和森继续负责主编《向导周报》。毛泽东也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。第二年，毛泽东第二次从湖南来上海后，主要是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。

（肖牲 姜华宜整理）